西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蜀郡临邛。

首富卓王孙家宾客盈门。喧嚣的客人们都在期待着一位大人物的到来，这便是著名的蜀地大才子司马相如。相如昔年家境优渥，曾经通过“赀选”的方式入朝为官，后来又到闻名天下的梁孝王帐下，写下了名动天下的《子虚赋》。几番推辞之后，司马相如终于在县令王吉的陪同下来到卓家赴宴，并在宾客的邀请下操琴演唱了一曲。只是这歌很有意思，有几句是这么唱的：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这首歌自然就是著名的《凤求凰》了。擅长音律又新寡的卓家小姐文君悄悄藏在门后，听罢此歌，“心悦而好之”。于是第二天，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就传遍临邛的大街小巷：卓家小姐和司马相如私奔了！虽说汉代对女子再嫁的观念比较开放，但无论如何，私奔这种行为依然让卓王孙这个老父亲火冒三丈：“女至不材，吾不忍杀，不分一钱也。”

此时的司马相如已经家道中落，没有了当年“以赀为郎”的家底，新婚的小夫妻很是过了一段辛苦日子，后来不得不又回到了临邛。两人开了一家小酒馆，卓文君天天站在店门口卖酒，司马相如则和伙计一起做着扫洒清理的工作。首富家的女儿、姑爷当街“直播卖货”，让卓王孙的老脸很是无光。再加上有人从旁劝说，最终卓王孙不得不“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小两口得以回到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后来司马相如发迹，卓王孙更是“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凤求凰》的故事大抵如此，后世也多有戏曲文学作品演绎，亦有文人斥司马相如“买官”“窃妻”“窃财”。这些争议我们无意多谈，只想问一个问题：那个私奔的卓文君，家里为啥那么有钱？

卓文君

一、卓文君家为何这么有钱？

卓文君以文采见长，要回答她家中为何如此有钱，自然还得从她的祖辈说起。卓家可以说是商人世家，战国时是赵国人，“用铁冶富”，也是当时民间商业浪潮中的“章章尤异者”之一。当然，这些人在秦国统一东方六国的过程中也大多遭到了清理和迁徙。《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一开始，卓氏被迁徙到了位于四川北部的广汉郡葭萌。当时很多被迁的人都希望能就近安置，但此时卓氏的祖先就显示出了不凡的见识：“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这就是卓氏来到临邛的过程。

临邛这个地方在当时属于蜀郡，也是郡中除了治所成都之外的大县，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华阳国志》中有专门一篇介绍这里，提到的自然资源有这样几种：

首先是天然气。当时人并不知天然气为何物，只知道城外山上有大井，家里的火把投到井里，“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所以当地人把这种井称作“火井”。其次是盐井。盐井与火井通常是伴生的，距离很近，于是当地人“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最后是金属矿藏，比如铜矿和铁矿：“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刚。”（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后来汉武帝将盐铁官营废除以后，还在这个地方设立了铁官。

前面说过，卓氏本就是经营冶铁业起家，金属冶炼是他们的本行，来到临邛之后自然也是重操旧业，“即铁山鼓铸，运筹策”。而且这个行业在当时属于暴利行业，于是不出几代人，卓氏就发展成了“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一方豪商。更厉害的是，据史载，在发家的过程中卓氏还和同样出身蜀地的邓通搭上了关系。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文帝甚至把蜀地的铜矿、铁矿的收益赏赐给他。邓通远在长安，据说把具体经营这些矿产资源的工作外包给了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史载：“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赀累巨万，邓通钱亦尽天下。”（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刘琳校注）虽说“假民卓王孙”这个事的真实性有些争议，但即便没有邓通，按司马迁所讲的这些富商大贾“交通王侯”“封君皆低首仰给”的情况来看，卓氏在发迹的过程中，与高官显贵的“交往”显然也是少不了的。

如此“赀累巨万”的卓王孙，给女儿“僮百人，钱百万”的嫁妆，那真是一点也不奇怪了。

二、商人势力与汉代国家

说到古代的商业政策，一般人总会想到“重农抑商”。而说起古代的商人，通常人们也会想到其居于“四民”之末的身份地位。但看看卓王孙和卓氏发家的过程，似乎与这些传统的认知并不相符。汉代商人的地位到底怎样？他们与国家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句话的本意是讲人的身份地位，随着财富的差距而有所不同。在商人群体内部，走街串巷的小商人与身家巨万的富商大贾，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而如果将这句话的意思扩展一下，用来形容商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可以的。不论是商人群体的地位，还是商人势力与汉代国家的关系，都是由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决定的。而在这个实力对比的大框架下，互动的双方又各自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比如在卓王孙生活的西汉初年，西汉政府建立于秦末战火的废墟之上，“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政府的经济实力是非常薄弱的。恢复经济是西汉初年的当务之急，于是采用了“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作为主导的执政思路。在商业方面，也有“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一系列宽商的政策，最终形成了西汉初年民间经济自由发展的局面。而反观商人势力，秦朝行商鞅之法，严厉打击私营商业，确实使得商人势力陷入一段时间的低谷。卓氏的先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迁徙到蜀地的。但一方面，秦制是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进程逐步在东方六国落地的；另一方面，秦朝国祚很短。所以以东方六国的商人势力来说，他们受到秦制的打击时间短不过10余年，长也不过20余年，基本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显然不足以对商人势力整体造成致命的打击。所以，西汉初年当政府的商业政策甫一放开，商人势力就迅速恢复了元气。而且这种实力的恢复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实力上，也体现在商人势力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力上。所谓“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封君皆低首仰给”并不是朝堂文人的夸张之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西汉初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依靠自然禀赋煮盐铸钱，并宣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之，非必取于吴”（班固《汉书·吴王濞传》）。吴王铸币何以通行天下？其背后必然有商人势力的大力支持，甚至吴王本身也兼营工商业。在这样的一种实力对比之下，西汉初年的中央政府虽然也曾有过抑制商人的想法，比如限制商人衣丝乘车，限制商人做官，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便是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班固《汉书·食货志》）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种实力对比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经过汉初七十余年尤其是文景之治的积累，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到汉武帝时期，诸侯王等地方势力被大幅削弱，商人势力不能两头下注，也就失去了和官方谈判的筹码。所以，汉武帝的经济改革中，出现了大量掠夺民间商人势力的政策，既有算缗、告缗这类直接掠夺财富的，也有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之类建立官营工商业，抢占商人势力市场份额的。这些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民间商人势力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但在这种大的实力格局下，博弈的双方其实也都有一些微调。汉武帝一方在总体上打压商人的同时，也在政权体系中为部分商人留了一些入口，吸纳了部分商人进入权力体系。在汉武帝改革中大放异彩的孔仅、桑弘羊、东郭咸阳等人就是通过这个渠道以商道入仕途的。而商人势力一方也针对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一方面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另一方面也调整经营方向。司马迁说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但汉代大规模的工商业资本转向土地投资，实际上是从汉武帝改革之后开始的。而这些转向土地投资的商人势力，逐渐在汉代乡村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复合经营的综合经营模式，并在西汉末期形成了田庄这种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一直延续到东汉。

汉武帝的改革，是建立在西汉前期七十余年物质积累的基础之上，并将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提升至极限的一次改革，类似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对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都有很高的要求。这种改革的特点就意味着其政策的效率是很难长期维持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王莽时期也曾经尝试过与汉武帝类似的五均六筦政策，就遭到了民间势力的激烈反抗，最终导致政权的终结。而继之而起的东汉政权，本身就与商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终其一朝都实行相对宽商的政策也就并不奇怪了。

总之，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商人势力的实际地位，以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要针对具体时期双方具体的实力对比来具体分析的。西汉初年和新莽时期国家实力较弱，商人势力就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汉武帝时期国家实力达到巅峰，商人势力就只能作被动的适应性调整；至于东汉政权，其建立本身就有商人势力的推动，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商人势力把自身的利益诉求注入到政权体系中的一次尝试。

（文/李一鸣，齐鲁师范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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